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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宣伟华律师——这个案子会写进司法史

时间:2016-10-08 10:14:15 来源:体育建设 阅读量: 作者:乐鱼体育咨询

  曾经流着眼泪骂法官“歹毒”,曾经被误解的投资者骂为“侵吞了赔款”,曾经一个人挑战整个司法体系,宣伟华说她的这个五年是人生中很珍贵的经历。

  今天我们阅读她的这段经历,正是为了让更多的监管者不再缺位,让更多的造假者不再逍遥,让更多的投资者不再受伤。

  “揭露日”之惑

  《理财周刊》:首先想问你一个敏感的问题,代理这381位投资者打了5年官司,最后拿到的总金额超过900万元,你们收了多少律师费?

  宣伟华:给你看个表格就明白了。我们的计算方法是:律师费=(赔偿款项-办案成本)×20%。成本是19万多元,包括了差旅费、诉讼费等,其中这个诉讼费应该由败诉方出,但是由于本案有381人原告,但是其中88人因为很“歹毒”的理由败诉了,我们律师团觉得他们太惨了,不好意思收他们诉讼费,所以经过协商,诉讼费由胜诉的投资者分摊掉。根据这个表格你可以看到,加上获得的利息赔偿,每个胜诉的投资者基本都可以拿到索赔金额的93%到94%,有些甚至有95%,应该说他们可以满意。当然,我们这么做是风险极大的,因为一旦司法体制没有给我们这个机会,律师团的成员可以说是颗粒无收。

  这个案子可以说不是为了赚钱才接的,我们律师团的成员花在这上面的功夫和时间,承受的压力和不公正待遇是难以想象的,我在跟法官对话的时候哭着说他们“歹毒”,也曾“威胁”他们说再不执行判决就要“跳楼”。

  《理财周刊》:你说的“歹毒”的理由是什么?

  宣伟华:主要是一些人拼命地在所谓“揭露日”的问题上做文章。所谓“揭露日”就是一个上市公司造假被正式揭发的日子,在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的案件中,通常认为投资者在“揭露日”之前被误导买入股票,在造假败露后股票暴跌,中间的损失就应该由造假者负担,此前就抛掉了股票或者在此后买入股票,就属于正常的风险了。所以在这个日期上做文章的案件极多。

  我们认为“大庆联谊”案件中根本不存在所谓“揭露日”,因为我们在选择起诉的理由时选用的就是“欺诈上市”而非“虚假陈述”。这个公司营业执照日期就是假的,上市前的报表也是假的,如果不是假的根本不符合上市资格,所以买入“大庆联谊”股票的所有投资者都是因为受骗上当。所以,在“揭露日”之前就抛掉股票的投资者难道就不是因它而受损害的骂?此外,我们还认为不仅在“揭露日”后及时抛掉股票止损的投资者应该获赔,没有来得及抛掉的投资者也是受害者,为什么反而要被排除在外?

  但在目前极不完善的制度下,381位起诉者中的88位就愣生生因此被判败诉,被告大庆联谊及连带责任的申银万国成了此制度的大赢家。

  “共同诉讼”载入史册

  《理财周刊》:“大庆联谊案”耗时极长,你们事先想到过吗?

  宣伟华:没有。“1.15通知”出来后我和北京的律师郭峰一起登报代理“大庆联谊”投资者的起诉,当时的公告中写道“短则一年,长则两年”,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决没有拖到五年的道理。但事实告诉了我们还是低估了司法体制的不完善程度,“起诉不受理、受理不开庭、开庭不判决、判决不执行”各个阶段加一起居然到了今天,令人无限感慨。

  《理财周刊》:有评论说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创造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司法实践,甚至完全有资格因此被载入司法史,是这样吗?

  宣伟华:历史只能由后人来写,就本案而言,除了推动了证券民事赔偿的进程外,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创造了中国共同诉讼成功的判例,也为民事诉讼法的推进拓展了空间。

  共同诉讼的标志是众多原告通过推选诉讼代表人,由诉讼代表人委托律师代理诉讼;共同诉讼最明显的特征是:第一、合并计算诉讼标的,根据合并后的诉讼标的计算案件受理费(即原告在起诉时预先交给法院的诉讼费),这样使原来每一个原告(504位)单独交纳诉讼费约计36万元,减少为根据两个案件交纳,一共只需7.1万元。第二、这些案件不是381个,而是两个,民事诉状为两份,每个案子有两名诉讼代表人代表全体原告参与诉讼。

  好事多磨,共同诉讼被受理后,中间又经历种种磨难,哈尔滨中院受理此案后不久,就要求代理律师将两个共同诉讼进行分拆,要求以15-20人为一个共同诉讼。这意味着律师的工作又要重新来过,例如,重新选举诉讼代表人,381人以20人为一个共同诉讼案件的话,应当分拆为19个案件,如果每一个共同诉讼推选2名代表人,这意味着必须推选38名代表人。我们坚决不同意分拆,坚持与法院沟通、说服,终于避免了分拆,使共同诉讼得以最终走向实践。此期间双方又僵持了六个月。因为不同意分拆,而被拖至最后开庭(其他单个起诉大庆联谊的案件较早就得到受理并判决)。

  《理财周刊》:共同诉讼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有多大?

  宣伟华:这个意义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单个股民受损害的金额可能很有限,在司法成本高昂的情况下,起诉上市公司的可能性就很小,于是造假者可以逍遥法外。但是有了共同诉讼制度,通常由受损最大的投资者――通常是机构――出面,聘请律师并亲自出庭,获得相应的优先获赔资格,小股民只要搭便车就可以参与诉讼,成本大大降低。在发达国家也有上市公司造假,通常就是由基金等发起组建律师团起诉,最后全国股民沾光。这样就能极大地提高造假者成本。

  司法消极损害和谐社会

  《理财周刊》:对这个案子有遗憾吗?

  宣伟华:有。首先是拖得时间长了,有的投资者已经含恨去世,没看到今天。其次是遗憾我们国家的法律对恶人的惩罚还太弱。“大庆联谊案”造假的主体是上市公司,但公司是虚拟的,罪魁祸首是它背后的操纵者和获利者。我们最初的起诉书中有15个被告,其中13个是直接责任人,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要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让他们也尝尝倾家荡产的滋味。但是最后对这13个人都撤诉了,因为各种各样原因,总之就是告个人几乎是没有可能的,这样的制度,坏人会害怕吗?

  最后,也是我最感慨的地方是司法消极太损害社会和谐了。我刚才说了,“起诉不受理、受理不开庭、开庭不判决、判决不执行”,每个部门都不跟你说具体理由,就是说我们要研究一下。尤其是执行阶段,阻力之大令人触目惊心。这是最令人无奈的事情,我们可以呼吁、批评、推动,但是当整个体制表现得无动于衷时就没办法了。

  我事后了解下来,这个案子里被告的保护伞并不算太厉害,而且到2004年以后,它背后的势力已经基本抓的抓死的死不剩什么了,但是为什么还是消极对待,就是因为很多领导的意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无足轻重,管理层的职责就是保护机构保护法人单位,担心起诉上市公司多了造成社会不稳定。其实,历史经验早已说明,民众对司法救济的信仰才是稳定的基石,行政对司法的干预恰恰是引发动荡的因素。

  《理财周刊》:那么,这个案子留给证券市场的经验教训又是什么呢?

  宣伟华:我觉得,冷静想一下,我们除了感慨、愤怒等情绪之外,更应该总结的是技术上的经验。这个案子在国内可能没有几个团队能完成,因为它需要成员不仅懂证券法、公司法,不是一般的懂,是彻底地精通,而且要懂民事诉讼法的共同诉讼。我在华东政法学院教了7年民诉法,1993年到日本神户大学又学了4年证券法和公司法,还做过一家日本公司驻华的老总,没有这些经历根本无法打赢这场官司。

  再举个例子,我们团队首创设计了专门用于计算投资者损失的程序,使通常需要花费数十日、甚至数月的损失计算时间缩短为几个工作日;编制和设计了投资者全息信息库,确保工作多而不乱,任何信息得以保存,并能根据需要自动生成各种数据和信息。

  这个案子还有个特殊性,律师必须懂心理学。因为你随时可能面对大量有些失去理智的委托人。一年多前单个起诉大庆联谊的投资者在特殊的情况下先拿到了赔款,而我们申请的强制执行却被搁置,媒体报道后我的电话给打爆了,甚至有人责问是不是我们把钱吞掉了。我们必须一个个地去做安抚、说服工作。此外,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就是证券民事赔偿法规不断修正、解释的过程,可以说每个环节我们都必须去说服立法者,让法规往更公平的方向演进。仅这个话题我写了近百万字的论文。

  保护投资者,不仅需要热血,更需要的是理性和技术。

  本文经许可,摘自第一理财网(www.Amone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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