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深受消费者怨怒的刺激，加之深受对盗版、伪造以及产品遭污染的惩罚力度进一步加大的刺痛，中国正在努力甩掉劣质产品的恶名。有关食品和药品遭受污染、玩具受到含铅涂料污染的丑闻，使产品质量成了中国政府优先考虑的一个议题。

　　尽管政府组建了更为强大的管理机构，而且推出了更加严厉的标准，但差强人意的执行情况却意味着，产品质量问题必须要由中国的供应商和外国的采购商来共同解决。对中国的制造企业来说，它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在不丧失其低成本生产商的优势的前提下，如何在产品质量控制和生产过程控制上投资。而对国外的采购商而言，它们所面临的挑战似乎要简单些，那就是：如何制订并执行有效的质量标准。

　　在这篇文章中，来自波士顿咨询集团（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BCG）和沃顿商学院的专家们，就如何引入质量标准，以及中国的制造商和其外国商业伙伴如何完成这些目标的问题进行了剖析。

　　错误的假设

　　中国的产品质量问题始于错误的假设以及买卖双方的观念，部分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很多公司在开展离岸业务时操之过急。结果，“在成本和质量之间折衷 ”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波士顿咨询集团北京办事处的合伙人和执行董事、供应链和采购专家利嘉伟（David Lee）谈到。他回忆了中国一家滚球轴承公司高管报出三种价格的情形：质量最好的产品价格最高，“质量合格”的产品价格次之，而价格最低的产品则是“能转动，消费者在购买产品的时候不会卡住的轴承”。

　　外国采购商往往会犯最终会损害产品质量的战略性错误。比如，很多受命采购产品的经理，会以与供应商进行合同谈判开始工作，波士顿咨询集团上海办事处的一位负责人本杰明·佩恩尼（Benjamin Pinney）谈到。“他们有一种采购心理，而且只专注于价格的谈判，当然，这是一种正常的交易方式。”他谈到，因为他们的预期是建立在与本国供应商打交道的经验基础之上的，他们不一定会随访中国的供应商、监督他们的生产过程和质量检测。

　　这种热心于节约费用的交易方式，会削弱采购商正确判断风险的能力，会妨碍他们理解中国的运营环境。“公司总是急不可耐，它们会与手头掌握的供应商谈判，无论是谁，或者会在黑暗中摸索着行动，根本不知道自己将会进入什么样的情境。”佩恩尼谈到。因为没有什么可损失的，所以，中国的供应商会欣然接受采购商的质量标准。“过去10年来，在蜂拥进入中国的大潮中，买卖双方都存在问题。”

　　很多外国公司并不清楚中国的一家供应商通常需要多少支持，同时，很多公司认为，自己无需在供应商身上投资，供应商就能满足自己的质量标准。很少有哪些公司会退一步问一问，采用自己需要的生产体系和生产规程，供应商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激励措施。所以，中国有些供应商因为“抄近路”而危害了产品的质量就不足为奇了。最近，围绕中国制造的玩具的质量缺陷爆发的争端，原因就在于玩具的设计缺陷，以及产品使用了未经外国采购商核准的原材料，利谈到。这些质量缺陷很难防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涉及到几个供应商，但是，这些事件却强化了中国是质量低劣产品之源的看法。“这只是水桶中的一个小漏洞，但是，它终究还是个漏洞。”利谈到。

　　有些专家告诫说，人们不应该把责任机械地归咎于中国的制造商。沃顿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马歇尔·迈尔（Marshall Meyer）一直专注于中国的研究，他指出，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的保罗·比米什（Paul Beamish）和曼尼托巴大学（University of Manitoba）的哈利·巴普吉（Hari Bapuji）在2008年撰写的一篇名为《玩具召回和中国：情感 vs. 证据》（Toy Recalls and China: Emotion Vs. Evidence.）的论文中表示，从1988年到2007年，美国召回的“绝大多数”玩具，“是因为产品设计中存在缺陷，而这些产品的设计是在玩具公司的总部完成的，并不是因为亚洲国家的工厂在产品制造上有问题。”两位研究者指出，“过去数年来，玩具的召回在不断增加，这既有设计缺陷的原因，也有制造上的问题。”迈尔说，他对比米什和巴普吉的判断是否正确尚“不能肯定”。“有非常多的设计工作是在中国完成的，其中包括初始设备的设计。”

　　法规的角色

　　迈尔将质量问题的根源，追溯到了另一种类似于分散化经营的模式，那就是：中国的传统分包体系，这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其中包括第四分包商甚至第五分包商”，这一体系使控制供应链网络的工作非常困难。“这种多层次分包方式给这个体系造成了很多不确定性，而有关控制质量的支出，则会超过这种体系所节约的成本。”他谈到。

　　如果这些规定既能在全国范围推行，又能在地方实施，那么，法规就会很有效，迈尔谈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北京“无法轻易推行这些规定……中央政府在地方强力推行规章的能力是有限的。”迈尔将这种情形归因为“几个世纪以来，中央一直在运作分散型经济。”他指出，比如，除了最高法院以外，中国没有其他全国性的法院。“想象一下，当解决来自不同省份的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知识产权争端时，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

　　然而，因为迫切想挽回局面，所以，中国的监管者变得比较积极了。比如，在最近发布的一项声明中，中国推出了一个加强食品监督系统的计划。据新华社报道，实施这项计划的将包括来自医疗、农业、质量监督、工商以及食品和药品监督等政府部门的代表。去年，全球消费者曾施压，强烈要求政府提高玩具质量标准，该计划就是在消费者爆发这些强烈反应之后推出的。监管者检查了3，000家玩具生产厂的设施，并吊销了大约600家玩具厂的出口执照，大大压缩了这一行业的规模。虽然中国的玩具公司与政府的协作，加强了自身的质量控制体系，但是，这一变革却推升了生产成本，迫使很多玩具供应商关门停业。据新华社报道，2008年的前7个月，因为人民币升值以及生产成本增加，中国总计有3，631家玩具出口商——占整个行业的53%——关门停业。

　　更普遍的情形是，公众对于产品质量深表关切的风潮催生了政府的改革。在这个国家中，公众的意见借助技术手段同样也促动了提升产品质量的行动。“在中国，你面对的是越来越明智的消费者。”波士顿咨询集团的高级合伙人、波士顿咨询集团北京办事处主任戴维·迈克尔（David Michael）谈到。“比如，处于婴幼儿配方奶粉论战中心的石家庄三鹿集团，在中国就受到了博客作者通过互联网发起的猛烈攻击。因为互联网的存在，这个公司现在在中国受到的惩罚，会比5年前可能受到的惩罚要严厉得多。”

　　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化学品三聚氰胺污染的丑闻，让很多人怒不可遏，主要原因在于，这种产品伤害的是中国社会中特别脆弱的群体。“购买这种婴儿奶粉产品的不是生活在大城市中的有钱人，造假者的销售对象是生活在农村的穷人。”迈克尔谈到。他补充谈到，当企业以这样一种方式危及产品质量时，“低收入人群觉得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政府也承认产品质量问题的严重性。卫生部副部长陈晓红对新华社表示，中国的食品行业依然深受危险的非法添加剂之苦。他谈到，在某些地区，依然还存在着食品添加剂的地下市场，这在食品行业是“不言自明的秘密”。

　　中国的风险概况

　　今年，设在波士顿的智库AMR市场研究公司（AMR Research），在对全球130家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指出，供应链中存在的质量问题，使中国的风险更高了。在该调查检视的15项风险中，中国是对其中的9种风险“贡献最多”的地区，其中包括供应商和内部产品质量的失控，安全漏洞，以及知识产权侵害等。对中国来说，该调查列举的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能源价格和商品价格的波动性。AMR市场研究公司的研究副总裁诺哈·托哈密（Noha Tohamy）指出，中国的这种状况给很多全球性公司“造成了两难处境”。“当这些公司继续享受便宜原材料和低成本劳动力的好处，以及享受进入庞大消费者市场的潜在好处时，它们还必须对在中国运营的利弊不断进行再评估。”她谈到。

　　“降低成本也是需要投入的。”波士顿咨询集团芝加哥办事处资深合伙人、主管全球业务的负责人哈罗德·施金（Harold Sirkin）谈到。“关键是要培养供应商遵守你的标准。考虑到在中国采购具有10%到30%的潜在成本优势，对外国公司来说，在自己的供应商身上投资是很划得来的。”他补充说。对采购商而言，一个良好的开端就是，在体育的价值方面，以及在质量问题会对他们造成怎样的伤害等方面教育中国的供应商。

　　佩恩尼谈到，在持久质量控制方面，中国的公司——比如，白色家电巨头海尔公司和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已经取得了成功。拥有数年从中国采购产品经验的公司，“在产品质量上同样位居前列。”迈克尔谈到。

　　与此同时，中国的供应商也在从其外国客户那里观察和学习，施金谈到。“在全球化的‘往昔岁月’……当跨国公司将其产品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生产时，某些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在与人合著的《全球性：与地球每个角落的每个人竞争每件事》（Globality: Competing with Everyone from Everywhere for Everything）一书去年出版后，施金在一篇博文中写到。“这些公司的供应商和卖主，比如，中国、印度、巴西以及其他地方的小公司，一直在仔细观察、认真学习。”

　　但是，并不是中国所有的公司都学到了正确的经验，尤其是最近爆发的产品质量丑闻背后的那些公司，看来，它们需要重新定位了。管理供应商关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凭借与地方松散的关系建立小型的现场采购团队，不如适应当地条件更有效，皮尼谈到。在中国采购成功的公司，“会在团队本地化、生产过程控制以及质量控制等方面进行投资。”他说。“它们变得更加灵活，而且会让自己的运营方式适应当地的情况。”结果，作为合资公司合伙人的当地供应商和制造商，或者通过观察和学习，或者通过从外国公司选聘人才，从而消化吸收了恰当的体系和生产流程。

　　激励和惩罚

　　佩恩尼谈到，就怎样才能提升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的质量问题，来自发达国家的采购商必须抱有更为现实的观点。他说，西方国家的公司有这样一种倾向：将自己在美国和欧洲熟悉的采购规程和制造规程“复制粘贴”到中国。但是，产品质量提升需要额外的支出，从中国采购的公司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他还补充说，采用“ 根本原因分析法”（root-cause analysis）等先进管理技术同样有所帮助。

　　迈克尔谈到，经过几个季度的协同努力之后，产品质量正在“显著提高”，同时，产品质量受到监管的力度也大大加强了。更严格地执行规章当然有所帮助，但是，最重要的规章可能并不在中国。在中国的供应商对质量标准的忠诚程度，与这些行业在西方受到的监管程度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正相关关系。比如说，药品和食品的质量控制更超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来自客户端的压力和刺激。”佩恩尼谈到。同样，佩恩尼在汽车和白色家电企业的产品上，也看到了质量的显著提高。而在质量失控的后果不那么可怕的领域，质量水平通常会较低。“当你沿着‘食物链’一直向下移动到低端的电子产品企业和玩具企业时，你会看到，它们的质量提升程度最小。”他谈到。“而在鞋类产品和纺织品这样的领域，产品质量糟糕的情况则相对较少。”

　　外国公司必须通过口头和书面合同让供应商完全清楚地认识到，满足质量要求和满足成本要求以及交货要求同样重要。换句话说，采购商必须对行为得当的中国供应商给予激励。然而，如果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激励手段可能就不会奏效。外国的采购商要弄清的是，在确保产品质量方面，它们的中国供应商“会投入多少 ”，佩恩尼谈到。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向生产附加值更高产品的普遍努力，“会重组企业的格局，同时，会使企业渐趋远离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佩恩尼谈到。而迈克尔认为，中国的质量水平正在提升。

　　很多专家似乎都认为，质量问题不过只是一个加速发展的经济体所经受的“成长的烦恼” 。中国“有能力制造高质量的产品”，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制造出了高质量的产品，迈尔谈到。“不妨看看在中国制造的iPod的情形，这种产品拥有最高的质量标准。产品包装盒上写着：‘在加利福尼亚设计，在中国组装’。”

　　本文经沃顿知识在线（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授权刊出，发布日期2009.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