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陆，很少有人认识蔡明介，他几乎没有知名度，但只要一说起联发科，很多人都会心有灵犀地“喔”一声。

　　毕竟在2G时代，数以十亿计山寨手机市场的爆发，是联发科开创出来的。作为联发科创始人兼董事长，蔡明介也被冠以“山寨机之父”的大帽子。不过，蔡明介却很讨厌这个“荣誉”，过去他总让台湾人尊称为“股王董事长”与“台湾芯片设计教父”。

　　我与蔡明介面对面聊过几次，有时在新竹，有时在台北，每次远远看他，瘦削身材搭上过时的宽大西服，一点都没有亿万富豪的神气，反而略显中年人的暮气。他就是这样一个不跟流行，不懂时髦，一生死守着芯片世界的工程师。

　　手机芯片很多大公司都会做，但蔡明介却决定走上一条不一样的路。他把更多功能放在同一颗芯片当中，也就是所谓的整套解决方案（turnkey solution），让深圳手机制造厂可以大量快速地生产出低价的多功能手机。此举改写了全世界手机行业规则。这是蔡明介奉为圭臬的“破坏式创新”：小公司提供更低价格、更高质量的产品，颠覆原有由大公司把持的市场竞争格局。

　　联发科至今是台湾地区最成功、乃至亚洲最成功的芯片设计公司，现在整个中国有多达500家芯片设计公司，但是加总起来的产值，却没有联发科一家多。

　　蔡明介的故事，要从太阳毒辣辣的南台湾说起。他是高雄人。高雄是台湾最大的港口，是仅次于台北的第二大城市，有港都美名。夏天，连风都是热的。蔡明介读小学时，正值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虽然他只是个小学生，也已感觉到科学对未来社会发展非常重要。在蔡明介口中，科学就像是个 Fashion（流行），用现在的趋势来比喻，就像是iPhone、iPad风潮席卷每一个年轻人一样。

　　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蔡明介曾经提出著名的“一代拳王”理论。简单说，一家刚起步的芯片设计公司，如果能够顺利推出一颗新芯片，很快席卷市场需求，很容易后发先至，一下子就成为市场中的拳王。不过，因为太快成功、太容易成功，这些刚尝到滋味的芯片公司，如果没有办法在下一代芯片产品维持成功局面，同样很容易就被推下拳王宝座。这样的轮回在全世界芯片设计业历史上一再出现。

　　“一代拳王”理论点出的事实是：没有创新、没有未来。芯片设计业每一代产品都是新开始，很难不交出拳王宝座。蔡明介就读高雄中学时，很喜欢看拳击赛。他发现，赢了比赛的选手，手举了起来，就成了拳王，可以下台休息，但是在芯片设计行业中，手举了起来之后，下一个对手就接着上台来跟你较量，没有止息。

　　1997年联发科成立，蔡明介避开了已有许多同行竞争的主板芯片、绘图芯片，他选择了不起眼的光驱（CD-ROM）芯片。当年的光驱芯片市场正处于大成长阶段，主要掌握在日本与美国业者手中，台湾并没有公司介入，蔡明介一开始就下决心要做到全球前两名。

　　它充分发挥台湾低成本的优势，在技术上，把芯片从原来的三颗整合成两颗，再缩减至只剩一颗。一方面效能不断提升，一方面价格也不断降低，结果联发科光驱芯片迅速被客户接受，很快就成为市场份额超过50％的第一名冠军。

　　在光驱芯片后，蔡明介看中了手机芯片，它同样有很多欧美巨头挡在前面。“乡村包围城市”，是蔡明介在手机芯片市场的成功策略。德州仪器、英飞凌等欧美外商拥有全球五成以上市场份额，并与诺基亚等一线大厂关系深厚，联发科于是采取迂回战术，以低成本、高质量、多媒体要求，顺利拉拢大陆手机客户。联发科藉由提供价格便宜且容易上手的系统单芯片，将复杂的手机系统整合起来，帮助中小型手机客户快速推出多功能产品，抢攻市场。

　　这些客户后来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山寨。

　　谁也想不到，山寨手机市场竟然逐年大成长，甚至大举销往中东、非洲、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过去五六年，每年有3亿—5亿支以上的山寨机市场，突然成了蔡明介一人独食的大饼，甚至更让山寨成了一个文化现象。事实上，联发科开创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简单地说，还是破坏式创新。采取破坏式创新，提供消费者更简单便宜的产品，会大大提升经营成功几率。

　　事实上，很多产业都上演了小虾米打败大鲸鱼的好戏。丰田汽车就是先切入低阶的小车市场，步步进逼美国大汽车厂。因为小车获利较差，大车厂看不上眼，在把这块市场让出来之后，最后终于失去大片市场。

　　我们现在可以归纳，联发科在光驱芯片与2G手机芯片，当了“两代拳王”，把别人都赶下了擂台，但现在走到3G与智能手机时代，面对更强壮的拳王们联发科却始终挨打。在3G专利与研发战争上，联发科这些年确实落后给高通、NVIDIA一大截，这导致了联发科在3G与智能手机时代的挫败。

　　联发科在6月底才首度发布了双核MT6577芯片，但就在同一天，谷歌在美国旧金山上市的Nexus平板采用了NVIDIA的Tegra 3四核芯片，高通的双核芯片更在去年就已卖到上百款终端当中，包括小米手机在内。这看得出来，联发科落后给对手的时程，仍然是以“年”计算，不是以“季” 计算。“为什么联发科进入智能手机市场这么晚？”这是联发科技中国区总经理吕向正最常被身边人问到的一个问题。就连联发科的忠诚粉丝，金立手机执行副总裁卢伟冰也说，“希望联发科尽快推出四核芯片。”

　　联发科目前的窘境是，2G早过了巅峰，3G还在半山腰慢慢爬，而对手都已在山顶上摇旗呐喊了。蔡明介最近在新竹召开的股东会上，不讳言地说，“这两年是公司历史上一段最坏的日子。”

　　蔡明介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是对外购并。一路走来，买下了ADI的手机芯片部门、做TD手机芯片的傲世通、WIFI芯片的雷凌，以及独霸电视芯片的晨星，但我们却发现，花了大把银子后，效益却不大。买ADI是为打入欧美一线手机体育供应链，买傲世通是希望在TD迎头赶上，买雷凌是效法高通购并 Atheros，要让手机芯片整合WIFI技术，买晨星期待整合双方在电视与2G手机芯片的优势。如果用联想创始人柳传志的话来说，这只是物理的整合，没有激进的化学变化。

　　我们可以归纳出简单的结论。对新创芯片设计公司来说，一开始必须以三流价格、一流质量策略，成功赢得客户青睐。因为大公司成本难以压低，对于锱铢必较的客户来说，小公司如果质量跟得上，就很容易出头。过去很多人一直认为小公司要和大公司竞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这些大公司有时候因为产品线太多了，无法集中力量，这时小公司形态的华人芯片公司，优势反倒出现了。在高科技圈子里，不断有新创公司（Start up）挑战既有在位者的成功故事。在管理学上，有个理论就叫做Incumbents curse（在位者的诅咒）。华人芯片设计公司的经营成本，平均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因此在很多领域可以做别人不想做的东西，很多公司可以因此存活。但是，创新及开发的能力也必须很快跟上来，因为在产业变动剧烈的环境中，成本不是一个可以永久依恃的优势，唯有更好的技术与产品，才能走得更长久。

　　联发科在光驱与2G手机难得做了“两代拳王”，现在还能够延续这历史吗？它又要如何在3G与智能手机市场突围？时间会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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