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去年11月奥巴马在芝加哥发表竞选获胜演说时，他提醒自己的支持者竞选还没有结束。他说，“竞选获胜本身并不是我们追求的变革，它只是我们实现变革的机会。如果我们因循守旧，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没有新的服务精神，新的牺牲精神，变革就无法实现。”这并不是奥巴马第一次提出牺牲的概念，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牺牲和服务的字眼曾多次出现在他的竞选中，同时也是他自参选以来设定的主旨之一。

　　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日益加深，其他领导人也开始响应奥巴马的提法。当纽约州州长大卫.帕特森（David Peterson）最近提出削减州雇员福利时，他指出现在需要尝试调整人们的期望：“我们承诺得太多，而要求的牺牲太少。我们应该改变目前的文化。”爱荷华州州长切特.卡佛（Chet Culver）同样也说，“我们现在面临着共同的挑战。所以我们必须接受现实和共同做出牺牲。”

　　奥巴马把这种牺牲精神定义为新的，新的也就是以前没有的。奥巴马、帕特森和卡佛都认为，美国这个民族将来要继续生存下去，我们就必须教导美国人要有牺牲的心理准备。但在美国历史上，牺牲一直是危机时刻团结一致的理想，政府也一直利用这个理想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事实上，曾经规模很小的联邦政府是如何不断扩大，扩大再扩大的，与牺牲如何自然成为政府提供服务的终极形式是密切相关的。

　　这个密切相关的故事就是《苦难共和国：死亡与美国内战》（This Republic of Suffering: Death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一书的主题。德鲁.吉尔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的这本书引人深思，并跻身“全国图书奖”决赛。现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福斯特是美国19世纪的历史学家，专门研究战前的南方与南北战争。福斯特花了十年的时间写《苦难共和国》，这本书也代表着她研究美国历史中最重要时刻的巅峰业绩。作为题名2008年“全国最佳图书奖”决赛和去年最佳书籍，福斯特的研究具备了最佳历史书籍的典型特征：即这本书不仅剖析历史，对现实也具有启发意义。

　　福斯特认为，在内战中，“牺牲和国家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内战中牺牲的62万名士兵是书的主题。她的书不仅描写了军官和士兵如何面对死亡，还有在这场被现代化武器、传染病和看不到结束的未来所包围的战争中，他们的家人甚至政府是如何面对这场越来越反复无常的大屠杀。

　　福斯特指出，南北战争中牺牲的美国人比美国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墨西哥战争、西班牙-美国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中牺牲的美国人加起来还要多。“2%的美国人口（相当于现在的600万人）在这场人们本以为数周就能结束的战争中丧命。而其中有半数左右的士兵都是所谓的“无名英雄”。但这些数字只是个大概。不论南方还是北方都没有保留牺牲人数的准确记录，当然他们也没有系统来通知这些阵亡将士的家人。没有人专门承担准确记录的工作。在这场一日伤亡人数就可以达到上千人的战争中，交通运输和埋葬也成了大问题。无法系统性地清点阵亡人数，也没有成熟的机制可以把尸体运送回家。没有标记的大型公墓随处可见。许多人就在自己倒下的战场上死去，然后腐烂。

　　我们生死同穴

　　在这场分裂和破坏性的战争中，曾经极为残酷和无可奈何的死亡成为非常普遍的经历。没有任何一个家庭可以逃过战火的硝烟；虽然战争从政治上和地理位置上都造成了美国的分裂，但它却通过共同承受失去至亲的悲伤的形式把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福斯特在书中描写了平民和士兵如何互相帮助，穿越敌军的封锁，帮助家庭寻找失踪的亲属，写信甚至在报纸上等寻人启事登。她还描述了围绕战争惨重伤亡产生的创业精神。

　　由于人们急于知道亲人的下落，也急于给离世的人好好安葬，一系列的家庭手工业应运而生。有私家侦探所帮助寻找失踪的士兵，也有运输公司专门负责把死者的尸体运送回家（有家公司甚至还推销可以用冰馆解决长途运输问题）。殡仪馆推出尸体防腐技术，因为人们愿意付高价处理死者遗容，以使他们看上去仍能保持鲜活的面容。可怕的战场旅游业也逐渐发展起来，游客们聚集在一起，在死人堆里小心翼翼地走着，有些人在寻找至亲，还有人甚至乘机抢劫、刺探消息和寻找刺激。

　　福斯特指出，“打着服务的幌子……这场毁灭性战争的暴力得以合理化，因为它被塑造成为民族主义者的工具和基督教徒的使命。”她还说当一切都结束之后，死者的绝对数字对于以人权的名义利用了这场服务（以及服务包含的牺牲）是一种特殊的义务。南北战争是一种特别的战争。它是一场深奥的哲学战，一场围绕做人的意义，公民权利的范围，生命自身的价值以及所有人应当享有的基本自由的战争。这些都让人们想起政府对士兵生命的无情（或者说完全是习惯性的）蔑视。随着战争的继续，战争为人权而战的理论与其极不人道的事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迫使政府改变自己的做法，不能再把士兵当作是庞大战争机器上无名的消耗零件。

　　亚伯拉罕.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在美国废除奴隶制时期，它引发了人们对自由的深思。1863年11月，葛底斯堡战役结束的几个月后林肯发表演说，称这场战争是捍卫“所有人生而平等”的基本美国准则，宣布为废除奴隶制而牺牲的人给予整个国家“新生的自由。”但福斯特提醒我们，奴隶制并不是林肯脑海中的唯一，他还想到为终结“特殊制度”而战死的士兵。

　　葛底斯堡战役的意义

　　葛底斯堡战役是南北战争中伤亡最惨重的战役。战斗结束后，联邦军和南军共有5.7万多人受伤、死亡、被俘或失踪。约8000人死在战场上，同时战死的还有3000多匹马。虽然马的尸体采用焚烧的方式处理了，但未埋葬的人的尸体在夏季的高温中腐烂，污染了空气，致使当地人患病。4个月后，葛底斯堡成为全国士兵公墓。林肯在葬礼上著名的演说为这场发生在葛底斯堡的大屠杀赋予了意义，公墓本身的设计也是如此。成千上万个统一尺寸的白色墓铭呈半圆形围绕着中央的墓碑，给予每位死者同样的安葬位置。每位死者都同样重要；所有一切都在突出美国平等的理想。

　　修建士兵国家公墓标志着联邦政府进入丧葬业，同时也开始从事象征性和实际性的悼念事务。有史以来首次出现的公墓是政府最早的姿态，战争结束后政府开始举行大规模的辨认、埋葬和纪念活动。到1864年，政府颁布了新的法规，追踪死伤人数和登记墓地。等到战争一结束，政府就开始一项费力费钱的工作，补查以前死亡的人数。专门负责这项工作的公务员在乡村仔细查找和点数阵亡联邦军将士的尸体，同时还负责辨认身份和埋葬。当发现埋葬北方将士的南方墓地有可能遭到亵渎时，政府还出资将尸体挖掘出来，运回北方并在葛底斯堡等地的国家公墓中安葬。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承担了一项一直属于个人的工作：即悼念死者。

　　这项工作非常庞大且史无前例。到1871年所有工作都完成的时候，30多万联邦军士兵已在74处国家公墓安葬，共耗资4,000,306.26美元（约合现在的7200万美元）。这项工作同时也具有革新的意义。内战时代，即有观察人士所称的“共和国的苦难”时代，造就了规模庞大的政府机构，而之所以有这个规模是出自人道主义的考虑。战后重葬工作的总设计师埃德蒙德.惠特曼（Edmund Whitman）说，“这样一种集中全国的力量和资源，只为表达一种情感的举动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这场悼念活动为以后我们如何对待美国士兵奠定了基调。现在用狗牌（自一战开始使用）来确保每个士兵都携带永不磨损的身份证明。老兵可以享受许多福利和服务。美国目前每年花费1亿多美元来寻找在二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下落不明的8.8万人。

　　战后的纪念机制同样也为联邦政府进行重大的重新定义打下了基础。这点虽然不甚明显，但意义却更加深刻。福斯特认为，政府意识到自己对死者的责任为扩大联邦政府的权力打下根基。联邦政府的权力已成为现代美国的标志。她说，牺牲和服务是我们的国家首次坚定地扩大政府规模的口号；联邦支出的迅速增加和日益庞大的政府机构是体现的形式。“因为感受到自己对于死者的牺牲富有责任，联邦政府新的命运也与国家本身的发展紧密相连：日益增长的权力、财富、势力和影响。”

　　福斯特在这点上只是浅尝辄止，作为一名审慎的历史学家，她没有把历史与现实明确地联系在一起。但这本书在出版之后，仍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福斯特告诉我们，南北战争是如何通过政府提倡的牺牲式服务来促使一个强大政府的崛起。现在牺牲与服务的口号又卷土重来，同时伴随着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府扩张。当我们看到政府官员一边高喊着牺牲与服务的口号，一边又耗资数千亿美元拯救崩溃的企业和刺激经济，我们可以反思一下造成目前局面的历史渊源。毕竟反思是不用花钱的。但不幸的是，不汲取历史教训却要付出代价。眼见政府拿孩子的未来来为自己大规模的扩张买单，我们或许想问到底是谁在为谁牺牲，而这种牺牲最终又是为了谁的利益。